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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以后，改施石灰碱釉。这种釉粘着力强，可以施得很厚。所以南宋以后的瓷器，如哥窑、南宋官窑、南宋龙泉窑等的器物釉就显得肥厚滋润，放大镜下还可见到未熔的石英颗粒。另外，从釉面看，从中表现出来的很多特征都有利于鉴别。像宣德、雍正等朝的瓷面都可见桔皮纹，乾隆单釉器胎釉结合处的釉面可见细小的锯齿痕，万历、康熙青花的釉面常可见指捺水印纹，晚清几朝瓷器的底面釉上均可见高低不的状况，俗称“波浪釉”，等等，这些都是通过观察釉面所提供的鉴识依据
烧——指需二次烧成的陶瓷器，即先入窑以低温(750～950℃左右)将器坯烧一次，称素烧，然后，施釉再次入窑烧成。可增加坯体强度，提高正品率
涩圈——瓷坯叠烧前，将器物内心刮去一圈釉，无釉处即称“涩圈”，流行于金代和元代
在窑内它既需使用还还原焰煅烧，还要适当放入一些富于氧气的空气烧制，方能出现那种复杂微妙的绿或桃红，可说是巧夺天工。豇豆红仅见康熙一朝烧有此品种，而且是专供宫廷御用之器，流散民间的为稀少。目前传世无大器，主要以文房用具为主，如菊瓣瓶、柳叶瓶、太白尊、石榴尊、笔洗、印盒等，器物底部均书“大清康熙年制”青花六字楷款，所以更为珍奇。文房用具在我国历史相当悠久，仅以文人书写时须臾不可缺少的笔、墨、纸、砚而论，除纸的发明稍晚外，其
余大致在我国秦汉时就已粗具规模，被称之为“文房四宝”。随着时代的发展，文人书房案头陈设日见增多，且分工细致，各有用途。如搁笔有笔山与笔床；放墨有墨床；置笔有笔筒；盛水有水盛；洗笔有笔洗；支肘还有臂搁；注水入砚则有水注与砚滴；压镇书卷有镇尺，此外，还有、印泥盒等等，也都是文房中常备的器皿。这些文房器物一方面可辅佐文人书画之用，另一方面还可助文人闲暇时怡情养性。宋朝时有一位读书人林洪，曾着《文房图赞》一书，在书中他将文房用具赐以人物姓名和官衔。例如称“水中丞”是水盛的官衔，姓水名潜，字仲含，号玉蛛老翁；“石架阁”是笔山，名卓，字汝格，号小山真隐；“边都护”是镇尺，名镇，字叔重，号如石静君；“竺秘阁”是臂搁，名冯，字可冯，号无弦居士；“印”是，名篆，字少章，号明信公子等。林洪在这里以姓名、字号点出文房用具的外形与个性，以宫衔来表彰他们的司职与功能，其目的是幻想当文人坐在书桌前，就仿佛是君临宝殿，朝臣拱拜一般。他们的书画江山全仰仗这些文具“公卿”的辅佐，文房用具在此时已不仅是“文房清玩”，它们俨然身负“将相治国”的神圣使命。元朝人罗先登、樊士宽又着《续文房图赞》一书，对林洪之说加以补充，由此也可见文人对文房用具的重视
喜字常常是与青花淡描装饰在一件器物上。这种青花谈描双喜字的纹饰初是从乾隆时开始出现的，到嘉道时期才逐渐多起来。在嘉、道时期，凸雕的铁花纹饰开始多了，虽然在乾隆时已出现，但数很少。这种铁花纹饰，一般都装饰在哥瓷器物的口、耳、腰等部位上，俗称“哥瓷铁花”。属于影地绘画、移地轧道、彩地、绿里底及耳饰等，在乾隆时比较时兴的多种形式的瓷器花纹装饰方法，到嘉、道时，更加普遍应用。器物造型发生了一些变化，属于盘、碗类器物增多。属于瓶、尊等大型立体器物比较少了。此时出现了葵花口、四方口、六方口、八方口等形式。
而是鱼目混珠、泥沙俱下、错综复杂的，既有被历史尘封、遗忘和遗弃以至于破败疲敝、混迹于破烂垃圾中的奇珍异宝甚至重宝，也有乔装打扮、扭捏作态、蒙人骗世的假赝之流，既有被扭曲、篡改的真品甚至珍品，更有作伪、作旧的新货，既有光亮如新的老货，又有老态龙钟的新品！也许似是而非，也许似非而是，也许真中有假，也许假里显真，那真是令人可以充分体味假亦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至幻绝境！没有火眼金睛的好眼力。没有降龙伏虎的真功夫不晕头转向、无所适从才怪呢！为关键的问题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一把能够涵盖古今、举世公认、屡试不爽的金科玉律式的尺子，可以准确无误地来丈量、明辨、区分、标识和定性古玩的真与假、新与旧、好与坏、。
大胆地步入市场，亲自上手，亲身体会，好是能够割肉收藏自己鉴赏、研究、鉴定领域和范畴的古玩，以切肤之痛、切齿之恨和切身之耻不断砥砺、修正和修炼自己，完成从学者到专家的蜕变和过渡。专家好成为学者。自古以来，古玩鉴定与收藏的土专家就都不在少数。他们的理论水甚至文化水往往并不高，有的甚至还相当低下，有的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认。但是，他们经验丰富、眼光犀利、视角独到、诀窍精妙、功力深厚、甄别、绝少例外。多少年来，他们因循口耳相传的师承传统，重实用和实战，相对而言，对经验的不够，对材料的搜集、整理、补充、加工、提纯等严重缺失，导致经验主义至上和泛滥成灾，几乎所有的土专家都无可避免地重复着前人所走过的入门、吃药、上当、辨识、精进、成才、带人。 以机械的科学检测取代具有艺术特性和艺术规律的古玩鉴定是行不通和不可能的另一个极端，是打着科学旗号从根本上的反科学。古玩鉴定的科学化是可行的也是必然的，但科学主义毫无可能也绝无出路，尤其是在历史资料数据库严重匮乏、残缺、断裂的情况之下，科学主义更是一条处处碰壁的死胡同。综上所述，目前我国的古玩鉴定领域从观念、认识到理论、方式、方法再到途径、依据、标准、尺度等方面都存在着重重误区：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不够。其针对性、实用性、严谨性、周密性、规律性、示范性、指导性、权威性严重缺失；鉴定实践的科学性、可靠性极差，人为因素过重，而人为因素又良莠不齐、参差不齐，既没有统可靠而又可行的标准、尺度和规范。